美联储在12月声明中如期加息25个基点。同时，美联储发布了“鹰派加息”计划，即预计2017年加息三次，比9月会议时预计的两次要快，预计2017年底时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升至1.4[%]，2018年底时到2.1[%]，2019年底时到2.9[%]。
美联储加息的靴子正式落地，如果再加上明年三次“鹰派加息”，这均超出市场预期，意味着美元及其利率进入更强的上升通道，此举必然对中国外汇政策、货币政策构成不小的挑战。
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人民币汇率、股市、债市等影响，短期是通过“预期收益或风险”实现的，比如我国债市和股市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；长期看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（主要是外流）实现的。笔者认为，应对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压力，央行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国际资本须“开源节流”， 适度放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管制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；对不合理甚至非法的资本外逃适度收紧，同时加强“预期管理”，以对冲或缓解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资本外流。
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，而央行是核心中的核心，是一国金融体系最核心的关键，货币政策供给量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和人民的物质福利。因此，著名经济学家威尔·罗杰斯说：“火、轮子、中央银行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三大发明。”央行貌似与普通老百姓很远，其实像“火”和“轮子”一样广泛影响人民的生活。这也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一直绷紧着高度敏感神经的根本原因。
美联储加息本质上美国央行对国内的宏观经济调控举措，为何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都要关注呢？并造成全球经济不小的扰动呢？一是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，其一举一动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强烈的“心理冲击”。二是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，贸易支付、货币金融投资、大宗商品等都是使用美元结算。三是引发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，导致资本流出国货币金融混乱如被动加息、货币紧缩，干扰其正常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，甚至一些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发生债务危机。其中，国际资本流动是最为主要和长期的影响因素。
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动因不外乎两个：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。若一国资本的预期收益率高于他国，或者风险低于他国，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，他国资本便会流入该国，反之，不仅国外资本会从该国抽走，而且本国资本也会存在外逃的风险。美联储加息给中国央行带来“三元悖论”，即资本自由流动、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三者不能同时实现。换言之，如果不能尽可能地实现国际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的相对平衡，势必对人民币汇率、货币政策是否成为美国的“附庸”，造成极大影响。
但是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并不仅仅只有“利率”一个。从本质来看，美联储加息是否对人民币甚至中国经济造成冲击，取决于我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和贸易价值链的提升，以及金融市场的优化。同时，一国的国际资本流动还与该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对国际资本流动“放任自流”的，所谓“自由化政策”都是相对的。当前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弥补本国储蓄不足，制定了许多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，对资本流出采取抑制政策。
因此，我们也不必对美联储加息“杞人忧天”。之前，因为人民币升值压力，我国实行了一些限制外资流入的政策，如今适度、有步骤地放宽部分限制，可以为我国应对和延缓国际资本外流带来较大的腾挪空间。此外，在不少投资领域，放宽外商投资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、优化生产效率也是大有裨益的。同时，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、非理性对外投资审查等流出方面适度收紧政策，将有效促进我国国际资本的供需基本平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金融市场中，“预期”有时候比实际带来的影响更具威力。因此，央行应对美联储加息，还需要加强市场“预期管理”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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