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，曾被誉中国经济学界“良心”，以敢言著称。最近,年逾八旬的他再次撰文警示：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，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。而一旦路径被锁定，“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”，否则很难退出。
吴敬琏不是胆大，而是在学界，“我国目前改革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既得利益格局打不破”这个说法基本上早就是共识了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不只是学界，乃至官方持有的说法，都是如此。比如此问题提出的前一年，11年的时候，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公开表示过，如果还是延续当下利益格局的路径来改革，那改革基本上就是空谈。（原话大概是如此）。
具体要谈中国的问题的话，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理想主义式的制度建设下完成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，最终在现阶段带来了官僚资本化的利益格局。
或者大白话地说，存在路径依赖下的改革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但是先富还没有带动后富。
首先，中国目前的几大问题，是经济发展、社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的结果，或者说，追寻当代问题，一个视角应该放眼到近现代。比如我们目前关注的几大主要问题：
1.城乡二元化与房地产问题；
2.国企改革问题；
3.金融体系改革问题；
这些问题怎么来的？几个根源：
其一是科举制的废除至上而下瓦解了乡村的自治，即以乡绅治农村的政体失去了合法性，这带来的是乡村的治理的混乱化，这个是最久远的一个基调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如果中国当时不是内外交困，这个问题很容易就演变为“流民之乱”；
其二，毛时代中国面临的是冷战格局，中国是危险的，不壮大自己发展不了经济，所以这个时候毛的策略是强国，但是中国还是农村的中国，所以毛的策略自然就是以牺牲农业换取激进的重工业发展，要知道，当时支援中国的苏联专家，计算工资用的都是小米；（另外，苏联专家涨工资以后，工资比周恩来还高的多）
其三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，产业结构畸形，大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中共是通过几次“上山下乡”来缓解城市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，把农村当成了所谓的危机成本转移的“缓冲池”；
其四，人口膨胀；
这几大问题，为什么是根源？
因为，牺牲农村的利益发展重工业，这既奠定了我国发展的惯性，也奠定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原始格局，这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城乡二元问题的源头；重工业发展，谁来主导？当然是公有制下的国企主导，所以国企主导的工业化形成了我们这些年发展的基调；但是国企发展是计划经济下的，各种问题，最后又舍不得让其自然淘汰（也没有条件自然淘汰），所以就要救国企，救国企这个基调，就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基调——从银行剥离有毒资产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，到股市的设立，莫不如此；最后这些问题，又滋生出各种政府债务问题，中央也没办法，所以就搞“分税制”，中央地方的博弈，又导致了以政府卖地、盲目扩张信贷下的发展路径——这又是我国房地产问题的一大来源。
——这就是我国当下的几大关键问题，包括城乡二元化、国企改革、金融体系改革的历史沿革。
那么，所谓的“权贵”从何而来？
1.最开始主导中国工业化的部分红一代及其后人，一代可能是理想主义者，二代沿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走下来，不好说；
2.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，依靠国有资产流失下海的部分早期官僚；（可见杨小凯的《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》，何清涟《现代化的陷阱》）
3.“依附者”—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，依附政策的局限性、漏洞，特别是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发家致富的人——但是说到底，依附者依附的依然是人；
这些人，构成了“先富”群体中的一个重要或者说主要部分。
这些人持有的经济资源并不是问题，持有的政治资源才是问题，这些人也许不是改革者，但是基本上是改革的执行者——好比是官改革，吏执行一样。
能指望这些吏去革自己的命吗？
但是中国又不得不去深化改革，因为目前走到的这个阶段，这几大问题已经迫在眉睫，如果短期内不弄好，最先爆发的问题，就是工业化失衡、产业格局失衡下的产业经济危机，大量的人失去工作成为流民——历史上我们有农村作为缓冲池，现在还有吗？新农村建设已经成功建立这个缓冲池了吗？
长远来看，中国的官僚必须要整体洗牌一遍，用类似科举制下的高知识水平官僚取代这批原始官僚，从而从根基上动摇这些门阀与权贵的政治根基；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大背景下，在经济上的折中处理已经迫在眉睫。
所以我的看法是，平衡。即牺牲一部分权贵的利益，打老虎，但不会太激进。
对于未来，我保持一定的乐观，但不敢预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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